文丨郭喨 杨日朝
2026年7月的上海黄浦江畔，智能潮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热烈进行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到第九届，底色变了——从更关注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本身，到“技术与治理并重”。恰逢“人工智能”这一概念提出70周年（达特茅斯会议），大会也适时把“产业展会”和“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合二为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当人工智能走到“机器开始思考、算法参与决策”的历史性拐点，有为治理、有效合作就不能再等了。这一全球瞩目的盛会展示的，不只是人工智能技术前沿——那些不断迭代的大模型、机器人和智能终端，更集中呈现了一个关乎人类未来的重要命题：面对加速到来的智能时代，各国究竟应当小院高墙、争夺优势，还是加强合作、共享机遇？
中国的选择是清晰的、路径是明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本次大会上提出，坚持开放共赢、强化风险意识、鼓励包容并蓄、倡导和衷共济，强调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显然，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战略定位超越了单纯的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正在把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安全治理与国际合作放在同一张蓝图中统筹谋划。业界领袖的评论颇具洞察力：大会“成功提出了绝对世界级的议程，正在改变全球。今天中国已经在开源模式上领先世界。中国方案和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为整个行业铺平了道路，地球上所有人都将受益于此。”
几乎与本次大会同步，2026年7月1日，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出首份全球性科学评估报告，由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雷萨联席主持，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40位专家历时三个月完成。这份报告给出了一份冷峻的诊断：首先是智能技术几乎抵达“无人区”：人工智能能力进化速度已经跑赢了科学界现有的认知边界，现有基准测试大量“饱和”，对高度自主系统的可控手段储备明显不足。其次是“技术公平”面临极大挑战：全球最大500个AI算力集群里75%在美国、15%在中国、全球其余地区合计仅10%。换言之，技术、治理、地缘政治正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里失序——正因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特意强调，“‘时间’正是关键所在。”
中国在这一关键节点上的态度选择，值得关注。
人工智能，无论学界还是产业，大抵都是“中美共舞”，但这里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把“智能体AI”定义为治理的“质变点”。能自主使用工具、执行代码、调用其他智能体的系统（即“智能体AI”），让“谁对人工智能行为负责”这个工程与法律的交叉问题变得空前紧迫起来。这与国内学界特别是业界的“体感”是合拍的。对中美而言，2026都是“智能体元年”，国内业界甚至有激进者提出“Chat已死，Agent当立”。清华大学张亚勤也认为，2026“Chat范式已告终结，人工智能竞争转向‘能办事’的智能体时代”。
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国产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破100亿次，中国已是AI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万卡智算集群42个，智能算力规模超1590 EFLOPS，“东数西算”八大枢纽占了全国智算总量80%以上；日均Token消耗量从2024年初的1000亿涨到2025年6月底的30万亿，一年半翻了300倍。再看应用侧：规上制造业企业AI技术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全国推出300多款、占全球过半，三家运营商、重要智能企业把大模型塞进900多个内部场景。不难隐隐发现，中国AI发展的一条隐性路线：用“轻量架构+开源+场景密度”对冲美式“算力垄断+闭源+基模军备竞赛”。典型案例如中国的DeepSeek，走的是更轻的模型、更聪明的架构、更高的效率路径，与硅谷对手们延续的“堆算力、堆参数”那条线不尽相同。
中国的人工智能道路未必是刻意对标或者逆向对标硅谷，但客观上它给了“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非西方化的选项——而这恰恰是联合国报告里“其余地区合计仅10%”那个算力分布状况想要解决的命题。学术前沿的研究在喊“评估方法论失效”（比如，如果一项考试中所有考生都取得了满分或者接近满分成绩，那么作为标准的考试、也即“评估方法”，就事实上失效了），中国则在做“分级分类监管+动态适应+测试认证”等一系列具体、真切的工作。中国新出台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修订的《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协同构筑的法治框架，可以理解为对同一道题的不同作答：前者在说“我们缺工具”，后者在尝试“先把制度架子搭起来再慢慢迭代”。实际上，关注发展现状的公众明显能感到，我国人工智能治理相关的立法速度在明显加快，进展迅速。
2026年6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人工智能汇报，部署了两个关键落点：一是“加力推进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二是“守牢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AI治理合作”。这个表述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把“发展”和“安全”视为同一句话的前后段，而不是分开的两个文件——这与西方世界人工智能的“欧盟先管、美国先跑”的错位结构不一样。中国是同步进行、同等重要的。
简要回溯，“十五五”规划建议把“人工智能+”列为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抓手，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给了六年路线图：到2027年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普及率超70%，2030年超90%。工信部2026年推“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目标是到2027年形成特色化、全覆盖的行业大模型，推广500个典型场景。中国正在发生AI和制造业互相进场的“双向奔赴”——规模以上制造企业AI普及率已过30%，全国建了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新增 15 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政策层面，国家数据局挂牌、《“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出台，指导7城建数据标注基地，到2025年三季度已形成医疗、工业、教育等行业高质量数据集超335个，78%的标注企业改做行业数据集供给。这是把“中国工业全门类+数字经济用户规模”这组禀赋往AI要素里转化的动作——算法的设计图、算力的引擎、数据的书本，三件事里数据是最难被“制裁”也最难被替代的那件，正是中国相对硅谷能走出差异化的那条路线。中国同时明确提出“算电协同”的产业政策。尽管“算力是新石油”，但“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中国在引导算力往西部可再生能源区走，打造绿色算力基地——这不是单纯的能耗问题，是AI规模化的前提条件之一。最近，国家能源局也在推动“绿电直联”，甚至推动“核能直供算力”。政策层面系统化支持，发展逻辑是清晰的。
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里提出：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强化风险确保安全可控、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并明确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一国安全凌驾他国之上”。会议前夜的7月16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总部设在上海，29国作为创始成员签字，这是中国2025年7月在WAIC上由中国首次提议的组织，正式落地。这一组织显著体现了“公平基础上的开放共赢”这一主题：一是任何主权国都能进，二是不做价值观或政体筛选，三是议程围绕“发展”和“弥合能力鸿沟”搭建——这与G7那种“先筛价值观再谈合作”的西方路径是典型的对照。人工智能被中国定位为全球公共品，努力用多边主义破解“人工智能治理碎片化”倾向。
人工智能具有跨国界、跨行业和跨文化传播的特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解决模型失控、数据安全、算法滥用等全球性问题，也不可能在封闭体系中长期保持创新活力。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发展仍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少部分国家拥有先进模型、算力设施和高端人才，大多数国家则面临资金、技术、数据和人才短缺。如果这种差距继续扩大，数智鸿沟就可能从一般的发展差距演变为决定未来产业地位和发展权利的新鸿沟。中国主张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支持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和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倡导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这一立场所强调的，是各国都有参与技术发展、规则制定和成果分享的权利。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正在把原则主张转化为可以落地的合作项目。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这三项举措分别指向人才、合作网络和公共服务场景。其意义并不只是向其他国家提供某种技术产品，而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本土人才、形成应用能力、建设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人工智能生态。真正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应当由单向技术输出转向共同研发、共同应用和共同成长。
针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联合国给出这样的敦促——“既不能等问题彻底暴露再行动，也不能在缺乏共同证据时仓促行动”。这话其实是提醒所有“AI玩家”：技术一骑绝尘跑在前面，治理的规则、评估方法论、应急体系都在后面追。中国发出了清晰的信号：中国在尝试把“AI治理”这道题从“西方定规则、全球跟”的格局里，蹚出第二条科学、民主、共享发展与繁荣的路来。中国坚持“AI不应是一国独奏，而是国际合作的交响”。英矽智能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指出：“中国方案和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为整个行业铺平了道路，地球上所有人都将受益于此。”
（作者郭喨，浙江大学立法研究院研究员、浙江大学科技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工智能治理专著《人工智能的新衣》作者；杨日朝，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注：文中“人工智能”与“AI”均有使用，大致遵照行业惯例。如“人工智能发展”、“智能体AI”，未予刻意统一。）
